《電影題材》(2004 －)是Emily Jacir對已故巴勒斯坦學者Wael Zuaiter進行的研究項目的親密裝置作品，當中包括了Zuaiter在羅馬的房子的檔案照片，1972年在那裡他被摩薩德特工刺殺，因為聲稱他與同年在慕尼克奧運中殺死11位以色列運動員的黑色九月恐怖份子有關。在慕尼克事件後Zuaiter先成為以色列的目標使一些評論員對於《電影題材》有所警惕。《紐約時報》藝術評論員Ken Johnson在其2009年對Jacir項目的評論中，質問一道牆上的文字，說Zuaiter沒有「總括地」與慕尼克事件有關連；他問道：「我們如何知道[Jacir]是否控制她的材料，放棄了一些可疑或顯示有罪的？」同樣地，評論2015年末Jacir在倫敦白教堂畫廊的個展「歐洲」時（展覽展出作品《電影題材》），Rachel Cooke在《衛報》中寫道：「在附註作品的資料中沒有仔細說明慕尼克事件，這似乎有點奇怪。」

當遊走在白教堂中這周密安排的裝置之中，很難明白這些懷疑──特別是附帶由認識Zuaiter的人認為他是位朋友、情人及和平愛好者的證言，這並非說Zuaiter是位聖人（如Cooke的評論中所言），Jacir專注描述他是一位見多識廣的個體。Zuaiter愛好其中一首音樂──馬勒的第九交響曲──在展覽的入口播放；一段來自1963年電影《烏龍幫辦》的影片，當中他是位臨時演員，在展覽的別處上映。一幀大照片拍攝了Zuaiter擁有的一系列具啟發性的書藉，包括 沃尔特惠特曼的《草葉集》(1855)及 艾兹拉龐德的《閱讀ABC》(1934)。這些個人物品──許多來自Zuaiter伴侶Janet Venn-Brown的檔案──營造出一種真實的熟悉感，結果這裝置所描繪的這個人，與使其被刺殺的恐怖主義顯得更不協調。

悲劇的感覺超越個人的層面，當Zuaiter被殺時，在他口袋裡正帶着他喜歡的書《一千零一夜》（其中一粒子彈落在書脊上──一幀這樣的照片在裝置裡展示着）。他過身時，Zuaiter正逐步實踐其夢想去將該書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意大利文──根據展覽，這樣的翻譯還未出現。

未實踐的夢想這題目亦在「歐洲」的其他作品中出現。《站》(2008-09)是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公共干予作品的文本記錄──當中Jacir計劃將城市一號水上巴士的所有站名以阿拉伯文顯示──這項目並沒有實現。另一件作品，錄像裝置《不准進入（一場在耶路撒冷的音樂會）》(2003)，當中空無一人的音樂會在一維亞納式演奏廳舉行，由音樂家Marwan Abado（巴勒斯坦）、Franz Hautzinger及Peter Rosmanith（奧地利）演奏，這場音樂會由Jacir策劃，原因是奧地利籍巴勒斯坦裔的Abado於2002年被禁止進入耶路撒冷及伯利恆進行表演。

然而，儘管其政治的情緒，將Jacir的作品單純定性為──如 Cooke’s的意見──偏袒、極度政治化及較與激進主義及新聞業有關，這並不正確。畢竟在她的實踐中有一恆常的藝術形式──一些「歐洲」能有成效地描繪出來。比如《轉變／找換》(1998)，當中Jacir在巴黎一家找換店將100美元兌換成法國法郎，然後在另一家再兌換回美元，重覆這個循環直至紙幣減少至硬幣。這過程以文本記錄起來，並以攝影拍起每家找換店，以抽象作品展示出來──當中貨幣的價值及其表現形式被交易而削弱。有人或許會說《電影題材》跟隨同樣的形式邏輯；不過在這作品中「換轉」的是人，而進行的可能是最不加修飾的抽象手法──當人生簡化成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