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 Rui in one of his large studios in the Huantie compound.

黄銳

Where I Work BY Photographs and Text by Michael Young from Mar/Ap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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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搭計程車來到黄銳在環鐵的工作室，那是位於北京東北面的郊區藝術基地，司機找不到這遙遠的所在地，在途上要多次致電藝術家才走對了路程。包浩斯啟發的建築物擁有二千平方米面積，前面有多堵灰色的高崇磚牆，以200,000塊明代至清代的胡同（一個密集、老聚居）磚塊砌成，它們均取自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拆掉的建築物。習近平總理為了抵抗空氣污染問題，制訂了植樹造林的政策，因此在附近的環境裡種了數千株樹木。

我走進了這坐大樓，基於黄銳的設計在2007年建成。藝術家能說流利的英語、日語及法語，對於錯失耿耿於懷。他問我是否需要咖啡或茶：「茶會使你暖一點，」他補充道。奉茶的還有乾棗及一大件牛油蛋糕。「當我到來的時候，這裡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片空地，一個農村和刺鼻的回收工廠。農民以平價錢從政府租來土地，再以更高的價錢分租給我。他因為我而富起來，」他解釋道。後來的土地填平及植樹來勢兇兇，他恐怕推土機就這樣會將他的牆和大廈移平。「他們一到牆邊便突然停了下來，」他帶點解脫的反思道。現在這大廈的一樓是藝術家的居所，而二個大的主要工作室及其他小的則在地下一層。「工作室是完全非法建築而且沒有獲得任何規劃批准的，」他說。清拆令隨時會被下達，而他十年的地契於本年將會到期，他對大樓的將來感到困惑。「我會做任何事來留在這裡，」帶着一個好鬥的微笑的他說道。

The artist’s desk with a hologram of a cat.

生於1952年，黄銳親身經歷文化大革命(1966-76)；當時仍是十來歲的年青人的他，因為毛澤東的再教育計畫，他從北京被送往內蒙古農場勞動工作。毛澤東1976年死後，文革因而告一段落，政治氣候亦變得鬆散，而新一浪文化騷動又席捲全國。來自西方的文學及藝術史資料漫漫流入，而在這時，即1978年，藝術家開辦了獨立地下文藝雜誌《今天》。黄銳與同為藝術家的王克平及馬德升於1979年聯合組成了星星畫會，希望倡議及孕育藝術表達的自由。在那年九月，星星畫會與行了第一次展覽，展出了23年年青的藝術家──黄銳包括在內──在中國國家美術館的外牆（如今為中國國家藝術博物館），毗隣故宮。展覽只有兩天，最後這非正式的戶外展覽被政府關閉。

回到環鐵，我們坐一樓的其中一個房間裡，四周是來自他這關鍵時期的早期畫作：《琴聲訴》(1979)、《看書的人》(1980)、和《街道生產組的挑補繡女工》(1980)，均有濃厚的立體派色彩，而且色彩鮮艷如製成當天一樣。黄銳在那早年間能夠發揮其新獲得的藝術自由；他實驗着印象派、立體派及野獸派的風格。星星畫會在1984年拆伙，而幾位成員則隨即移居外國。黄銳同年與一名日裔女士結婚，然後開始了兩次的第一次在日本的自我流放。直至2002年，他才回流至北京定居。

In one of the larger studio spaces, the artist’s Sound Key Words (2011–12): they are two-meter-tall towers that hold classical Chinese drums, cymbals and gongs printed with phrases carrying sociopolitical messages. Visitors are invited to play on them. Works from Huang’s “Chai-na/China” series (2004–09) hang on the walls behind.

我們談天說地，講及他喜歡1950年代工廠製作的傢俱，他亦會收藏及使用，數十本中英文書整齊地排列在一個舊小床上。他飽覽群書──包括翁貝托埃可、列夫托洛茨基、薩默塞特毛姆──亦每天閲讀中國古代占卜文本易經。

黄銳然後帶我在大樓走了一趟，穿過樓梯和錯綜但開揚的房間。我仿如走進了一家展覽一位藝術家作品的私人美術館一樣，牆上來自他事業各時期的作品琳瑯滿目，有油畫、大型裝置、攝影及行為藝術，而且都專注在社會議題，並帶點蔑視與反叛。幾乎無可避免會觸碰到作品：鉛筆素描《自畫像》(1979)靠在牆上，而附近的油畫《女孩》(1979)則輕輕喚起懷舊感。

新鮮油彩的氣味從一個較小的工作室裡散發出來，那裡放滿了來自近作「黑貓白貓」黑白作品系列(2014－)，取自鄧小平著名的金句：「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至於畫作，黄銳以黑白顏料塗在女模特兒身上，然後將她們以白色帆布包裹，以創造出同時為抽象及具像的構圖。

The artist displays his books on wooden bed pallets in one of his several guestrooms.

One panel from a six-panel work, Chairman Mao 10,000 RMB (2006). Together, the panels spell out “Long Live Chairman Mao” in Chinese.

較大的工作室擠滿藝術作品，巨大倒置的鋼琴《皆拆那》(2011)豎立在一堅硬的木架上，如一作廢棄的科學標本，後面有幾件來自「拆－那/China 」(2004–09)系列的掛牆作品。這作品的題目玩弄英文「China」一字，以普通話讀成「拆那」，意思為「拆掉那裡」。這系列講述這國家循環不息的拆毁與重建。其他作品爭相引起我的注意，包括精緻的串珠垂簾《地震》(2008)，其創作回應2008年回川地震，其聲音及動態提醒這場天災曾掠奪去西南中國70,000人的性命。

政治的弦外之音在黄銳各作品中不停地迴響，因此亦引起了官方的監視，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政府的敏感度極高，我問他是否仍被監視。「現在沒有了，」他說。「在2001至2007年間，當我從日本回來，政府牢牢地着我。在798事件時，他們監視着我，但後來認為我並不危險，所以便停止了。」798事件發生於2002年，黄銳在當時空置且部份荒廢的大山寺工廠區開設工作室，而該運動成功保留該區免政府於2004年拆卸，如今該區成為了熱鬧的798藝術區。

縱使政府放寛對黄銳的覧視，他繼續在他的作品中利用敏感及諷刺的圖像。《毛主席萬元》(2006)運用到最有名的中國標誌：10,000人民幣鈔票在六幅反光的亞克力膠板寫上「毛主席萬歲」，對於毛澤東使用自己的肖像來推行文革、而後來鄧小平以之來支持經濟改革的一個諷刺的評論。旁邊還有另一件如房間一般大的作品《文字使思想永存》39項馬克斯及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被轉譯成中文簡體字印刷本。作品既簡單又顛覆，這使人感到愉快，這時藝術家的臉上亦展現了笑容，看來他很享受介紹自己的作品。

語言的使用仍然是黄銳作品的一個重要的元素，這容許他把玩中文簡體字的美學與意義。「毛筆及水墨作品是我繪畫作品的基礎。中文字，甚至對於不懂得其意義的人都很美。這就是書法的美——美感先行，意義第二。」他補充說。

當我正準備離開，我感到在工作室裡所看過的所淹沒。藝術家與我站在一道極美的主入口，那是從一所荒廢的佛寺拾來的舊木頭造成的門。他遠眺長空——北京的天空竟然是那麼的清。「政府可能對污染的態度改變了，但對敏感題材可是從來沒有。」

我們道別時，黄銳微笑了後迅速地消失在磚牆後。我望着樹林和主入口，有一個藝術家的中文字雕塑，我問翻譯員那是什麼意思。「我，」她回答說。這是一個簡單的聲明，但完美地結論黄銳是個何等複雜的人。我對於那巨大灰色的大廈可能會隨時倒下感到難過，但同時希望藝術家的"拆—那／China"系列並不如他想般預兆。

Some of the 1950s factory-made furniture collected over the years by the artist, used as storage and freestanding wall dividers on the studio’s upper floor.

The studio’s perimeter wall constructed from Qing and Ming dynasty bri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