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一國

自從我1997年起開始創作藝術後，新加坡的藝術及文化界經歷着許多轉變。我想沒有人可以否定新加坡政府是東南亞少數如果去25年來持續地鼓勵當地藝術、建築、文化及設計的增長。回顧過去，我作為藝術家的整個生涯深受文化政策的幫助，成位我實踐演變的基石。

例如，至1999年，新加坡國家藝術局(NAC)向我提供資助去參與藝術博覽會、雙年展、會議、展覽及海外駐留計劃，讓我建立一個人際網絡，使我可以參與更加多藝術活動及節目。Substation為一個獨立藝術空間，於1990年由已故劇場元老郭寶崑創立，它是第一座由NAC藝術房屋計劃所贊助的大樓，同樣是我第一次展覽作品的地方。在那裏，我在接二連三的展覽中實驗了許多意念。NAC亦是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國家館的委托人，我被邀請於2003年第50屆當中代表着國家展覽。如此類推。

當我撰寫本文是，在我的Facebook頁面上出現了一條新帖文。那是由鄭慶順所撰寫，他是位車前瞻性的建築師及之上架，至1950年代末便開始積極以自己及同輩的聲音拜倒新加坡的論述去。他說：「新加坡的普遍訊息是什麼？作為一隻「毒蝦」，他只能啟發可怕的事物。作為一位成功的專制社會工程師，他給具前瞻性的官僚帶來鼓舞。什麼會啟發新加坡可以成為催化劑、社會具啟發性的視野，及正在自我轉變其奴僕思想呢？」

這些思想使我思考我作為在新加坡居住及工作的藝術家可以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的確，在新加坡中我一直有點像一位人士，往往希望在幕後工作及拒絕站在面向公眾的位置。但我想即使我在新加坡我去經歷當年——我於倫敦逗留了兩年、柏林有五年，然後紐約兩年——我不認為我曾離開過新加坡。我從不向當地群展的邀請說「不」，縱使那些展覽可能是很狹隘。我活躍地創作個人展覽，並且，參與公眾座談會。我與新加坡國家大學博物館及NAC合作，在過去八年間與Ahmad Mashadi 設立了非正式策展人學校：「策展實驗室」。

我一向認為每件藝術作品的創作包含一個更大的政治現實，而我們新加坡藝術家所創作的就連繫着我們國家的自身政治現實。因此，所有藝術均是政治的，不論我們如何想遠離它。而我作為藝術家如何可以影響這些政治現實呢？我對成為一位政治家沒有興趣，但對於一位實質的政治家，在新加坡藝術家有更多機會參與政治。

這些機會是什麼呢？我強烈地覺得答案在於新加坡所有的資源：即是，容許每年均有大量預算上盈餘的強大經濟，從而部份流入藝術及文化活動及機構中。作為藝術家，我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源，使我創作沒有實際作品的藝術項目亦相對容易。我可以運用這些資金策劃工作坊或非正式駐留計劃，這些均以「藝術項目」的名義策劃。當然，這並非新事，現我亦不是第一個想出這點子。可是，如果「藝術學校」的意念並非一所學校？又如果這學校變成一個沒有明顯開始或終結，或成為每天的一部份？一個藝術家可以聚集及互相教授一些東西的地方——而且還是免費的！

也許作為一個開始，作為新加坡藝術家首要做的事情便是豐富其政治幻想，然後，去說服其他人和你一起幻想——這並非要為政治加入動力或參與，然而，是要去幻想新加坡如何成為藝術家、評論員、策展人、思想家及作家聚集的一個好地方，去討論、創作、即興地思考發展另類創作的不同方法。

在新加坡國家大學博物館裏，地下一層有一個小房間。在玻璃門上，你可以找到Mashadi的一句格言：「事情可能或不可能發生。」不確定性是新加坡永遠缺乏，而新加坡人往往是反對危機的。現在是時候去踏出一步，擁抱危機及不確定性。沒有這些，我們永遠不可能對我們或世界的藝術作出重大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