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界仁論「美台團」

對我創作最具啟發性的無疑是在台灣被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由蔣渭水與盧丙丁等人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1921─1927），於1926年成立專門放映默片的電影巡迴放映隊「美台團 」（1926─1927）。

當時屬於台灣人經營的戲院內，通常會有日本警察與消防隊員坐鎮於觀眾席的最後一排，藉以監控、防止台籍電影解說員（辯士），藉機鼓吹反殖民意識。而屬於台灣文化協會電影巡迴放映隊的電影解說員，則會利用只有台灣觀眾才能聽懂的方言、俚語與諺語，將原本不具反殖民色彩的默片，「曲解」成具反殖民意涵的情節，而戲院內瞭解這些方言、俚語與諺語的觀眾，則會以大笑、鼓掌、吹口哨等聲音與肢體動作，回應台籍電影解說員對電影內容的「曲解」。雖然「美台團」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只實際存在兩年，但從這個歷史案例裡，我們可以認識到早於1926年時，「美台團」已發展出跨界式的文化行動策略。

對我而言：「美台團」的默片電影解說員與觀眾之間的互動行為，既是以影像為媒介，又是溢出影像之外，進行的一場對話性演出。尤其當日本警察離開他原先坐在戲院最後一排，從高處往下俯瞰的監控位置，走到觀眾與電影解說員之間，企圖制止這場互動行為繼續下去時，日本警察不但成為觀眾圍觀下可見的殖民者，更成為在眾人集體注視下的「被監控者」。而無論日本警察的制止行動最後是否成功，但在那個當下，日本警察都被迫成為這場互動行為中，同時扮演殖民壓迫者與「被監控者」的雙重角色。而原本的電影放映空間，也成為監控者與被監控者互換位置，以及讓音像／話語／劇場／文化行動等不同藝術表現形式，共構成一個既相互交織又彼此衝突的多重辯證場域。

循著這個聯想，我們可以想像一部原先可能是殖民統治者企圖教化被殖民者的電影，因某個具能動性的觀眾，自行「曲解」與再轉譯、再想像、再敘述，以及經過不斷口耳相傳的過程後，很可能會演變出無數部反殖民主義的「謠言電影」。

註：「謠言」在中文的原初意涵是「民間流傳評議時政的歌謠或諺語」，因此，「謠言」的意思應更接近──人民通過詩性的語言、歌謠和虛構的敘事策略，對掌握統治機器的權力者與具體的社會問題，進行介入與干預，並藉此生產出不同於統治者觀點的各種異議史觀與異議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