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麓小丘的家,阿聯猶其中一名領先的概念藝術家抱怨着他真正的工作室—大自然—的消失。
當我開車走過峻峭的哈迦山脈到訪藝術家 Mohammed Ahmed Ibrahim 的工作室時,我想到了 Donald Judd 在德州 Marfa 市那逃離喧鬧的紐約藝術界的庇護所。當然,Ibrahim 沒有逃離廸拜忙亂的藝術圈,他對蒼涼、滿布岩石的阿聯猶東岸的著迷,令人想起的不但是 Judd 自己對其德州退隱處的荒蕪的喜愛,還有一代土地藝術家樸實的辛勞,當中 Ibrahim 亦有着類同的精神。
Khor Fakkan (阿拉伯語為「兩口之河」)既是Ibrahim的出生地及現在居住的地方—布局零亂的沿海城市夾在安曼海灣之東及波浪起伏的哈迦山脈以西。在Ibrahim家淡黄色的牆壁之上,很難可以漠視山頂的超然氣勢—近為之壯麗,遠則似乎冷淡—它直伸入暴風雨的天空。從Ibrahim的《黄昏》(2013)中,我立刻認出這令人卻步的山頂,在一幅巨型的相片中,山脈被刺穿成一個大洞使陽光可穿過,藉此而使黄昏延長。作品不但對大自然的專制作出認同,而且也是藝術家做出這作品的意念的一個見證。
Ibrahim 陪着我走過一個花園,當中佈滿了無數在附近搜集回來被遺棄的戰利品—一堆堆的石塊、破斷的木及枯葉—還有零零碎碎的工業黄色膠桶及橙色交通錐。他稍長的阿拉伯長袍及蓬亂的白髮帶點反文化的特徵:其抑壓的服裝反抗,與其他把臉刮得乾淨、穿上貼身衣物的郊外人成了對比。
我們走進工作室的外迴廊,它似乎完全根據某種地理而建成。在隱約的花盆撞擊聲及遠處對話的嘈雜聲下,我們討論着三十年的實踐,啟發他的除了大自然的魅力外,還有其逼切的衰亡。
對於一位自稱的土地藝術家來說,Ibrahim的工作室非常細小,我並不感到意外。然而,內裡放滿了相片及形狀,我不知道該從哪裡看起。檔案夾內充滿了重複的線條繪畫,這是他的「形狀」系列(2009-):柔軟的米白色的紙張上,大量的黑色標記排列着,如史前及現代般,亦類似 Barnett Newman 原始的條子。一些常在他的平面作品出現更像符號的形狀成為了小雕像,有些靠在牆上,另一些則堆在架上。這些物件—有些像是原始工具或骨頭—似乎被散落多於被放置,而空間感染了搜索的氣息,這些東西就像剛剛從古洞中出土,而非由我正在對話的人製造出來。色彩繽紛的圓球與藍色的水瓶蓋混亂地放在牆邊,各有不同。
大量的黑白紙漿雕塑作品—平面如畫布的物件排列着,奇趣而清晰、有着槽和窄縫的作品以膠布包裹着,並放置在房間的中央。一個細小的紙漿雕塑作品在膠布旁的地上,一個白色方格插入了一個黑色楔形。「你是第一個人看到了這個系列,」他吐露說,然後解釋顏色是完全自然,來自紙張上的色素。較少像建構主義的作品、精心建造的焦糖色形狀似乎有機,像從球莖狀的中心伸出莖枝。其他奇特的圖騰作品來自藝術家2000年代「Khorfakkan」系列,陰森的結構像原木組件,原來是由藝術家的家附近的一個深坑踩出的陶土而製成。不規則的頭頭塔——矮胖的底部升高時逐漸減少——將從地面刺出來。
在紙上及畫布作品中,一個重複的喜愛很明顯。「坐人」(2010-)系列中,一連串不同大小顏色的配畫,描繪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手放雙膝。畫面畫至膊頭,無頭的人像及其轉變的色彩,大型畫架在工作室遠處的牆壁排列着,而較細小的紙上作品則以桌上的鐵線懸掛着。
如許多的阿聯猶藝術家,Ibrahim亦有一份長工(醫院的技工),有時他會在工作時間中偷偷地作畫——通常是重複的大量黑色線條繪圖。「如果有人走進來,我會把它收藏起來,」他笑說。「或者我會教他們有關藝術。」
在門口附近,一張宣傳海報展示2002年在德國Aachen Ludwig國際藝術家論壇的「5/阿聯猶」。那是領先的「五位成員」的藝術家的轉捩點—Hassan Sharif、Abdullah al-Saadi、Hussain Sharif、 Mohammed Kazem 及Ibrahim—展覽把阿聯猶藝術的當代實踐帶到國際觀眾眼前。海報提醒這些藝術家的共同起源,鞏固他們共有的關注及技術。比如Hassan Sharif及Ibrahim對於重複的仁甫黐埋的編號,及不斷更新的記號創作手勢。「對我來說這就像一左冥想,」Ibrahim書。也許是冥想,工作室的空間只是部份,其餘的就是這個山脈。
Ibrahim相信他在某些程度上與Khor Fakkan這個出生地有着生物上的影響。「在我的基因中帶着這個地方,」他解釋道。「他永遠不會離開我,在我工作是我感到他的存在。」定期地如他所說「與大自然一同赤裸」,在山中紮營每次渡過數星期,Ibrahim形容打獵及採集的過程——與一些未能預計的物料邂逅而組成一個作品。在一些較偏遠而不適合居住的荒野,Ibrahim可能是第一個在哪裏走過的人類。「當你是第一個人去翻轉一塊石頭時,你會感到一種平安,」他說。「但亦有一種表達自己的力量。」
一個早期的例子便是《Khorfakkan圓圈》,那是1990年代的一件土地藝術作品,「在深山中」找來石頭然後在地上排成圓圈。再者單色的風景的別處,他以明亮顏色的棉布包裹着一種名叫sidr的樹,然後由他靜靜地瓦解。最近,他的土地藝術轉變得更受控及具批判性。比如《土地轉移》(2015)是將安曼的一塊兩平方米的土地與在廸拜高檔的Jumeirah社區交換。這作品引起棘手的問題如邊界、價值及財產。作品往往未有簽名及未被注意,他們無名地與環境融合,遭受日曬雨淋然後枯萎,遠離Ibrahim生命中的另一個限制——畫廊。
「就土地藝術來說,我感到自私,」他說。「把它做出來然後留在外邊,畫廊東主需要看到它。有一種需要看到的迫切性。」他越來越依靠攝影記錄甚至谷歌地圖去指示觀眾到那個地方去。這迫切性與憤慨有關:當大廈不斷林立及城市擴張,Ibrahim認為在他身邊的大自然不斷縮小。若非如此,他的作品是個與大自然重新融合、重建尊敬的呼喚。「這山脈正在消失,」他抱怨着說,並指着《黃昏》中她自穿了的山峰。「他們製造混凝土來建造摩天大廈。他們把山帶到城市去。也許下一代在沒有一個山脈了。」經過一沉重的停頓後,他警告:「逝去的永遠不會回來。」
Ibrahim堅持一位藝術家並不創作;他的角色是「整理、展示及指出已經存在的事物。」如果這「整理」在大自然中發生,工作室便是過程中的一個聖地。「我們有許多對話,許多秘密,物料和我,」他聲稱說。那麼,Khor Fakkan便不是Donald Judd般的一個避難所,而是一個探索及發現的地方,甚至是工作室本身。然而,當我從E99—一條忘恩的道路,兩邊有着如越來越少的山峰般令人卻步的石油儲存庫—駕駛經過Khor Fakkan海港時,我不禁在想,究竟Ibrahim要走到山脈多深才能保持他與這慢慢消失的原始大自然異常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