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藝術團體ruangrupa為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15)訂製的策展主題,「lumbung (谷倉)」,受印尼的公用谷倉啟發,反映了你們對於集體、共享知識與資源分配的關注。如今你們同時在印尼及德國,以線上和當面的形式,邀請各個機構、團體、及藝術家參與藝術節——我們可以理解為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已經開始了嗎?
六月時,我們公佈了「lumbung」的九位夥伴 [協作機構,包括Festival Sur Le Niger基金會(馬里,塞古)、Gudskul(印尼,雅加達)、Jatiwangi Art Factory(印尼,加提望伊)以及The Question of Funding: How to Work Together(巴勒斯坦)],並將於2021年繼續建立這個團體。所以對於ruangrupa和「lumbung」的夥伴來說,是的,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已經啟動了。實際上「lumbung」早已形成。我們的首要考慮是將這個過程延續至2022年以及更遠的未來,讓「lumbung」的團體繼續互相扶持,並在不同的環境下支撐每個人的項目。我們希望每位與我們協作的夥伴,都能透過這屆卡塞爾展達至一個不一樣的狀態,加強他們本地的生態鏈,並策劃更完善的經濟策略。若是這點無法達成的話,那麼這整屆卡塞爾展對我們而言是失敗的。
要確保這次活動不是從原本的環境中抽離,而是為它提供養份,需要我們與現有的體系進行協商。比方說,我們一直在觀察如歌德學院和瑞士文化基金會等集資機構,在協作中再現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傾向,並研究如何可以規避這樣的傾向。這項任務肯定會在2022年後繼續進行。
當然,這也是在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 [預計展期2022年06月18日至09月22日] 舉行的100天中的重要目標。對我們來說,將展覽視為收穫成果的慶典是一種動力,而我們也希望能夠令更多人成為這個慶典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力爭在100天展期前、中、後等各個時間段設立一系列公開的里程碑。例如,2021年在布達佩斯舉行的「OFF-雙年展」將會展現一間「客廳」。這間房間將被視為我們在卡塞爾準備的空間ruruHaus的續集。
你們是如何在不同的國家及空間中維持集體感的?
我們每天都在進行WhatsApp或郵件上的通訊,以及Zoom網絡會議。視訊會議疲勞是真的。因為我們以往常在聊天時做決定,例如在會議外喝酒時,所以現在的狀況對我們而言充滿挑戰,但我們竭盡全力,我們仍然充滿激情並能夠達成共識。
你提及自從疫情起遇到過些艱苦的情境——你認為ruangrupa總是在應對危機嗎?
確實,從剛開始討論在第15屆卡塞爾展lumbung的概念時,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先發制人的提議。可惜危機還是來的比我們預想的早。比起完成準備工作,我們需要立即開始執行這個項目。幾乎每次都會這樣。2000年成立ruangrupa的一大因素是迎來了「新鐵序」的結束[蘇哈托政權1967–98],很多事物都不穩定。我們利用了這些因素完成創新。
即便在像2020年這樣的全球緊急事態前,我們就已經把自己和這個團體建立於危急之中。有時也是因為野心太大。2007年,我們差點因為印尼影片藝術節「OK.Video Militia」及其全國巡迴的計劃而散伙。2015到2016年,我們和其他團體合作,實驗並建立了更多元化的藝術生態結構。最終,在2018年底,透過這些經歷,我們在雅加達創建了知識共享平台Gudskul。我們總是無法隨波逐流。每當我們自問,我們可以在現有的藝術生態系統中做些什麼的時候,我們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疫情如何影響Gudskul?
Gudskul的校區從三月開始就停止對外公開了,但我們一直在進行線上課程。在新冠肺炎來臨前,我們已在設想Gudskul的「電子轉折點」,疫情只不過是加快了這個過程。Gudskul提供的一年期課程包含許多不同的研究科目,例如東南亞藝術團體歷史和藝術團體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些都被移到了網上。將這些課程傳達給全國的觀眾也是我們的初衷,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令更多的人不需要搬到雅加達也能夠參與其中。這當中的考驗則是我們無法再實現一貫的做法,我們無法再將人們聚集到一齊。
2020年Gudskul舉行了一系列名為「Walkie Talkie(對講機)」的線上演講。這背後的概念是什麼?
為了紀錄第15屆卡塞爾展的五名藝術團隊成員[Gertrude Flentge、Frederikke Hansen、Lara Khaldi、Ayşe Güleç及Andrea Linnenkohl]是如何遇見ruangrupa的,我們開始了「Walkie Talkie」系列。他們大多都是我們的老友。我們把Zoom和YouTube平台全權交給他們,ruangrupa的成員不需要參與,主持人可以任意將話語導向任何方向。在第五集「Walkie Talkie」中,位於耶路撒冷和阿姆斯特丹的策展人Lara Khaldi邀請了藝術家Noor Abuarafeh和研究員Reem Shilleh與她一同探討巴勒斯坦的文化寶庫。因為是Lara主持,交談大部分是由阿拉伯語進行的。ruangrupa只有一位成員聽得懂阿拉伯語,若不是Lara,就不會促成這樣的線上講談了。
你們將如何繼續發展線上活動?
現在很難說明確切的計劃是什麼,因為我們都在隨機應變。但我們在360度相機和音響設備上花費了許多時間與金錢,我們想要嘗試虛擬音樂會和線上展覽項目。
除此之外,你們如何應對2020年雅加達的新常態?
在這種環境中,雅加達是個難以生活的地方。當疫情在本地爆發時,許多商鋪,包括藝術空間和表演場地都陸續關門。這令我們思考,作為一個擁有場地的藝術家團體,我們可以做什麼?這種緊急事態,更令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在社會中扮演更主動的角色。於是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型工廠,製造各種醫療用品,包括當時市場上缺少而前線醫護人員亟需的口罩。我們盡力製造需要的物資,並利用我們在印尼的人際網絡來發配它們。當所有餐廳都無法開張時,我們持續遞送健康的食物,例如新鮮蔬菜和米飯,直到不再有需求的那一刻。即便如此,我們也只能達到一定的規模,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當中的一些觀念我們一直保留至今,例如都市耕作和廢物管理。今後我們可能會做更多這方面的實驗。
在藝術領域,我們在擴大對於展覽、表演和音樂會的認知來彌補音樂家、舞者、演員和藝術家無法在實體分享他們的作品的空缺。Ruru畫廊是銜接Gudskul的藝術綜合體,我們在那兒舉辦了Syaiful Ardianto的展覽「Corak Klise Bererot」(12/12–23)。我們發現我們不應該停止辦展,因為展覽對於年輕藝術家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但我們需要考慮到衛生規程。虛擬音樂會和線上展覽也是一種可能。藝術教育也是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常問自己,Gudskul將成為什麼樣的教育機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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